○石泽丰

　　那年，在一个乡村中学教书时，每天上下班，我都要经过这个乡镇的车站。走的次数多了，它给我留下的印象除了站内没有多少乘客之外，与别的车站再也没有什么两样，也许这是一个乡镇车站，或是在单位上班，我总是早出晚归的缘故。无论车站与车站之间有着多大的区别，但它们都是作为乘客暂时落脚的地方，这一相似之处，总让我有太多的感慨。

　　1999年春节刚过，我怀揣那本中专毕业证，从安庆高河上火车，不知天高地厚地南下广州。我拿着那张检过的火车票，回望身后那些攒动的人头，顷刻间，心头涌上一股沉重的压抑感。我上了车，找到自己的位置坐下，闭上眼睛，满脑子都是拥挤的人流。我一会儿想，这些陌生的乘客，他们是从哪里来?或是到哪里去?一会儿又想，如果没有这个车站，他们又该在哪里歇脚……想着想着，我庆幸车站的存在，为他们同时也为我自己。

　　我与那些同路的人相聚在一个车站，离别在另一个车站，聚散本是一种必然，然而，生命之中，一些聚散却给了我们太多的无奈和伤感。

　　父亲与大姑本是同在石氏的这个车站上，但由于那是一个特殊的年代，是一个生命如稗草的年代。灾难、饥荒困扰着每个贫困的家庭，父亲的出生，对于已经有了一个儿子的祖父母来说，就是一个不小的负担，何况两年之后，大姑以一个不知人世间疾苦的生命也来到了这个世界。她哇哇落地的时候，祖父在偏房里沉重地叹了一口气，然后回到堂屋，吧嗒吧嗒地抽着旱烟。在大姑出生不到十天时，祖父曾轻声地对祖母何氏说：“将她送人吧!”简简单单的一句话，压下了多少母爱的砝码，留送非轻，都是两头不着岸的船……

　　不该来的是不是终究注定不该来?大姑三个月大的时候，被抱养给了同乡的一个木匠，离开了自己的亲生父母，在别人的家庭里生活。就在她十七岁那年，尽管是花样的年华，但在人世间这座站台上，她还是早早地下了车。据说她病得很突然，也很奇怪，先是头晕，呕吐，继而失语。其间也只是从家到车站一个小时的工夫，靠两个人吱吱呀呀地抬到车站，正准备叫一辆车送到县城去救治的时候，大姑一度清醒过来，她巴望在这个时候能看到生她的父母——这人生最初的站台。但在当时，我的祖父母踉跄哭喊着在赶来的途中，谁知残酷的病魔在此刻就执行了她的死刑。在那个乡镇的车站，她含泪地坐上了开往天堂的“列车”，开始了更远更寂寞的行程。

　　往事就像一根知疼知痛的神经，现在回想起来，父亲生前每每提起此事，思绪总是难以平静。也许这人生中的一页，于他，于我的祖父母，都是一个永远无法治愈的伤痛。